2022冬奥会的申请让张家口这座北方重镇万众瞩目，名声大噪。，其实历史上，这里一直是各种文化交汇融合的舞台。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翻过小五台山脉，一片宽阔的川地突现眼前，这便是蔚县所在的冀西北山间盆地。这里北部低山直达蒙古高原，南面深山大谷形成天然屏障，断然隔开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蒙古草原，南北山地之间几条河流汇合形成一马平川，显然是一片非常适合游牧农耕的地域，就在这片不大的川地上，人类数千年来留下了许多印记，也演绎了许多故事。因为各种文化在此地交汇，这一地域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为文化交融的“三岔口”地区。

　　蔚县博物馆馆长李新威说：“苏秉琦先生是在蔚县三关的考古工地座谈会上提出他的‘三岔口’说的，他认为蔚县这一带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汇聚、融合的三岔口。”蔚县城沿着雪绒花大道向东北行进40多公里，进入西合营镇右拐不远就到了三关村，处于平地的三关村也象蔚县众多的村庄一样建有堡子，堡子早已失去了防卫的功能。岁月侵蚀，明代修建的堡门塌毁，堡墙残破，堡子里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三关遗址在村东边的田地里，种着庄稼的地里长了几棵树，除了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再也看不到什么，问村里人，“老古人住过，以前考古队挖出过陶罐罐”，其他不知所以。岂止村里人不知所以，就是历史学家以前也不会知道这地方，因为这里地下发现的东西远在历史之前，史上根本没有记载，但是这里的发现与历史传说还是有蛛丝马迹的对应。

　　探索华夏文明起源，寻找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的结合点，是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几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一直努力在做的工作。早在1925年，李济、袁复礼等人就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夏的传说以及史料记载，在山西夏县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堪称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结合的典范。1978年，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倡议下，吉林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在桑干河流域蔚县境内展开考古调查发掘，先后发现并发掘了三关、筛子绫罗、四十里坡、庄窠、琵琶嘴等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既有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存，又有辽西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还有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三关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和红山文化彩陶共出，同时他们还发现这里又有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的现象。三关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枝、叶、蕾、花瓣俱全的完整玫瑰花图案，这种图案的器物从陕西华山到冀西北的南北一线均有出土，是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特征。同时出土的鳞纹彩陶，则是典型的源于辽西赤峰的红山文化特征。

　　1982年在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上，苏秉琦研究了三关遗址出土的彩陶和筛子绫罗遗址出土的袋足器标本后说：“经过初步排比，相当六千年前后遗迹中，至少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冈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他指出，源于陕西华山脚下的庙底沟类型两种特征因素——双唇小口尖底瓶和攻瑰花图案彩陶，在三关一带延续到它们的后期阶段中止了；源于辽西的红山文化鳞纹图案彩陶彩绘斝、鬲类陶器等，从东北向西南，经过冀西北部，延伸到太行山脚下的拒马河、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一带；源于河套一带的蛋形瓮、三足蛋形瓮等，自西而东分布延伸，大致也到三关一带为止。所以苏秉琦认为，三关等遗址所在的张家口地区所处的地带是辽西、中原与河套三个地区三种不同渊源古文化交汇的“三岔口”，也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如今三关、筛子绫罗、四十里坡、庄窠这些早期人类的遗址上，除了零星的碎陶片，古人的印记早已了无痕迹，但在张家口地区提起黄帝城、代王城几乎是无人不知。由三关村向东北远望50多公里，是涿鹿县。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北有一座古城遗址，当地人世代称其为黄帝城。司马迁曾经“北过涿鹿”实地考察过黄帝与炎帝、蚩尤争战的地方，他在《史记》中写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最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司马迁考证后认为黄帝的许多活动发生在涿鹿一带。

　　时至今日，涿鹿县还有许多与黄帝、炎帝、蚩尤有关的古老地名和古迹，如涿鹿、阪泉、矾山、釜山、桥山、黄帝泉、黄帝庙、炎帝庙、蚩尤寨、蚩尤坟等。涿鹿的传说、黄帝的传说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又有多少能够得到考古实证呢？ 1957年，河北省文物考古调查队，曾在涿鹿黄帝城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发掘，发现了石镰、石磨棒、陶纺轮、陶豆、陶罐等器物。1957年11月30日河北省文物考古调查队在《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称专家根据涿鹿县矾山镇三堡村古城里出土文物的初步判断，这座城也许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古代涿鹿城，也就是当地人传说的黄帝城。

摄影：边卫星

　　黄帝部族本源于西北高原，后东迁至冀西北一带发展壮大，有学者认为，黄帝部落是源于辽西的红山文化的代表，而炎帝部落与源于陕西华山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应，蚩尤部落与源于豫北冀南的后岗一期文化对应，三个部落代表的三种文化在古涿鹿碰撞交汇，留下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痕迹。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谢飞认为，古涿鹿地域广泛，应该包括河北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和北京延庆、山西大同盆地等广袤地域，这一地区正好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三岔口”对应，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三岔口”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奠基地和发祥地。

　　代王城距离蔚县城只有15公里，从现在残存的城墙可以看出，当年代王城的规模巨大，现在古城遗址圈内仍然有19个自然村，许多村名与城有关，如“南门子”“北门子”“大水门头”“城墙碾”等。城墙圈内有个叫“大堡子”的村庄，当地人说这里是当年代王的王宫所在地，还有一个叫“八圪垯”的大土堆，当地人称“皇粮堆”……代王城里的许多地名都掩藏着传奇与故事，每个故事或扑朔迷离或惊心动魄。其实代国与代王城本身就充满了传奇，可以说是中国北方地区两千多年来民族争战与融汇的一个典型。

　　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各部落都在不断迁徙，迁徙过程中各部落不断争战消长，各种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汇。到了商代，居住在甘肃西边的戎向东迁徙，到达今蔚县所在的壶流河盆地定居，后来他们向中原的商王朝称臣纳贡，被商封为翟姓子爵。代国地处平原、山地与高原的交界地带，他们游牧、渔猎、垦殖并行，实力不断壮大，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统治体系，成为雄踞北方地区、实力强大的方国——代国，代国都城就在现在蔚县的代王城。代国出产一种时尚的衣裳，是用白狐皮缝制的裘衣，当时这种华贵裘衣很受中原各诸侯国贵族的追捧，不惜千金要买一领；而北方的骏马、猎犬等也是通过代国人转手卖到中原。春秋末年中原诸侯争霸，但代国很少参与各诸侯国间争战，自身得以较好的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北宋乐史在其所撰《太平寰宇记》中说，代“周末强大，在七国前称王，今云中、马邑、五原、安边、定襄皆为代国之北地焉”。在物资交流的同时，中原华夏文化、社会制度和生产经验也影响了北方民族。与代国相邻的晋国长期与代国和亲互市，晋国国君赵简子的老婆就是代国翟人。代国与中原各诸侯国、特别是与晋国及后来的赵国的交流加速了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民族中唯一有较丰厚文化而不再迁徙的方国。

　　尽管代国不参与诸侯争霸，但它还是被人惦记并时刻准备吞并，那个惦记代国的人就是它的近邻、赵国国君赵简子。赵简子为吞并代国，将三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我有个宝符藏在常山上，你们谁得到他我就重赏谁。于是三个儿子进山找宝符，结果老大老二空手而归，老三毋恤说他找到了，赵简子问宝符在哪，毋恤说在常山上可以俯瞰代国，代国可以征服，那宝符就是代国。于是赵简子废了太子，立毋恤为太子。

　　赵简子死后毋恤继位，称赵襄子。赵襄子处心积虑吞并代国，他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代国君，代国产马，代君就以好马回赠赵襄子。赵襄子元年也就是周元王二年（前475），赵襄子说要谒见他的姐夫代国国君，双方按约定在一个地方见面，结果赵襄子设了一个局，在酒席上击杀了代君，代国领地由此而划入赵国的版图，赵国设立代郡，郡治依然在代王城。

　　正因为赵国一直与北方民族有密切的交往，后来赵武灵王行“胡服骑射”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赵国境内本来就多种族群杂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学习，不仅仅是改变服饰与生活方式，而是使赵国有了精锐骑兵，国力很快强大，灭掉中山国，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一统河套以东地区，甚至大破匈奴十万骑，使其十数年不敢南犯。

　　代国灭亡之后，尽管代王城不再是国都，但从战国到秦汉、魏晋，无论是封代国还是代郡，这里一直是治所。汉代刘邦的三儿子刘恒就曾经被封为代王驻跸于此，刘恒后诛灭吕氏继大位，是有名的汉文帝。据考古勘测，代王城周长将近20里，从墙体版筑、夯土层夹河卵石、墙体有向外凸出的马面等特征推断，现存代王城遗址应该是汉代建筑。

　　战国时代处于多族群交汇之地的今张家口地区所在洋河、桑干河流域，西南有赵的代郡，东有燕的上谷郡，北有匈奴、东胡。诸侯国之间、燕赵与东胡匈奴之间，虽然物资、文化交流不断，但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争战亦时常发生。由于游牧民族时常南下掳掠，马上行动来去速疾，燕国和赵国分别在北边修筑长城以阻隔北方民族的侵袭，秦一统之后更是将燕赵诸长城连为一体，此后千百年的历史，在文化交流互通的“三岔口”地带，匈奴、乌桓、鲜卑、突厥等多个部族在长城内外次第登场，对峙、交融，一步步走向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作为宣化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颜诚说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宣化城墙的修复规划与设计。为了配合申办冬季奥运会，最近两年宣化正在大规模修复北城墙和西城墙的北段。我们看到新修复的城墙外面包砖，里面却露着夯土，颜诚说：“明代修的城墙就是这样，可能是为了节约。”

　　颜诚对宣化的历史有深入研究。他说，宣化建城年代有汉和唐两种说法，汉代建城的说法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16）编纂的《宣府镇志》，而唐代建城之说两唐书都有记载，都是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此修建雄武城。但最近几年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和战国墓葬，为宣化汉代建城提供了重要证据，甚至可能将建城时间推到战国。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宣化城从汉代一直到金代变化不大，城的规模比较小，大致与其他汉代县城规模相当，周长四里左右。历史上宣化城至少有两次扩建，一次是金代大安年间，一次是明代洪武二十七年（1394）“展筑土城，方二十有四里，辟七门以通耕牧”，也正是这一次扩建，奠定了现在宣化城的规模，城墙总长约12公里，面积约9平方公里。

　　根据史志记载概略统计，仅汉、唐、宋、明四个朝代，北方民族经宣化南下的较大战争达七十多次，《宣府镇志》称宣化城的地理大势：“飞狐、紫荆控其南，长城独石枕其北，左屹居庸之险，右结云中之固，群山叠嶂，盘据错峙，足以拱卫京师而弹压胡虏，诚北边重镇也”，所以历代政权对此地都非常重视，都是派重兵固守。就在洪武二十七年扩展宣府城的次年，朱元璋封其十九子朱惠为谷王，在宣化建谷王府常驻。宣府镇担负着东起四海、西至大同长达一千余里的防守任务，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和屯兵最多，号称“九镇之首”。从明英宗开始，朝廷向宣府派遣级别高于都指挥使的镇守总兵，佩镇朔将军印，原万全都司最高长官，正二品大员都指挥使，也直接隶属总兵调遣。嘉靖年间宣化城内有军户127497人，官户4551人，民户仅2035人，隆庆年间宣府驻扎新旧官军达151452人，宣府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军城”。

　　明朝立国之初实行“禁边”政策，限制中原内地物资流向草原，这种逆潮流而定的政策，不仅阻断了民族间的物资贸易，也限制了文化交流，当然引起迫切需要茶叶、布帛等物资的草原各部的不满，于是本已经退居漠北的元人不断越长城南下掳掠。蒙古俺答汗时因为两次向明廷要求互市被拒，数次率部侵袭辽东、陕甘。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大军直逼北京城下，明政府不得不同意互市。嘉靖三十年（1551），宣府开设马市，蒙古各部赶来马匹，明廷准备了布帛、茶叶，双方进行交易。由于连年“禁边”，使得蒙地对内地的物资需求极大，《明世宗实录》记载，当时的交易“以我缎布既竭而止”，而俺答汗对交易也极其重视，交易时“约束部落，始终无敢有一人喧哗者”。

　　边关打仗是非常态，更多时间则是和平状态。军镇城市一般来说基本没有商业设施，也不存在什么贸易，但是守边将士往往屯垦结合，种田会有余粮，就会发生交换、买卖，这种买卖往往是出了关口成了对外贸易。军人多的地方，商人也逐利而往，宣府城及周边驻扎十几万军人，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所以中原乃至江南的商人逐渐出现在宣府城，商业逐渐发展了起来。隆庆元年（1567）开始，宣府城内逐渐有了南京绸缎铺、苏杭罗缎铺、泽州帕铺、临清帛铺等，商业店铺街区长达四五里。可以说宣府做生意占尽地利，从这里出发北可达蒙古乌兰察布，西直通山西大同，东与北京毗邻，是天然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三岔口”地区的边关对峙完全转向贸易交流是张家口的兴起。现在宣化是张家口市下的一个区，但在明清时代，恰好相反，张家口只是宣府镇万全卫下的一个小城堡，也就是张家堡。明初汉蒙贸易的“官市”时开时关，但民间贸易的“私市”，却一直在张家堡外的清水河两岸进行交易。明朝嘉靖三十年宣府开设马市，明政府向蒙古购进军马近万匹，其主要交易场所实际是张家堡外。张家堡由于后来城墙上开了形状如人的小口，逐渐被俗称为张家口，军事堡寨也逐渐变成一个汉蒙贸易的集市、物资集散地。

　　清统一帝国疆域广大，“三岔口”地区的文化大融合最终完成，在这里开始唱主角的完全变为商贸交易，长城内外贸易兴旺，而张家口这个长城边的小城堡也逐渐发展成为北方物资交易、集散重镇。因为城门上有“大好河山”四字，大境门已经成为今天张家口的标志，但清顺治元年（1644）大境门破墙而开，不仅意味着张家口对蒙古各地贸易的剧增，其实也标志着清政府对蒙古控制的加强，从大境门出去北上可直达四王子旗，是清廷通蒙古的重要“贡道”，这一条“贡道”不仅负担辖区内物资的运输，漠北喀尔喀等部落与内地的交往也要走这条道路，大境门不仅见证了康熙出张家口“亲征噶尔丹”，也见证了“多伦会盟”等重大事件；大境门内外车马来往物资流通，由此儿开通了一条从张家口北上的商道连接蒙古的库伦并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商贸大道，这便是著名的张库大道，奔走在张库大道上的商人最有名的是山西帮和京帮，他们将中原和苏杭一带的布匹、茶叶运输到张家口，然后销往库伦、恰克图、乌兰雅苏台、科布多，一直到莫斯科，而一些大商号甚至在上述地区设立分号。

　　大境门外的市场上，参与交易的商人有汉、蒙、回、满、藏、哈萨克各族，蒙藏的豪放、伊斯兰的坚毅、色目人的执着、汉满的谦恭、西方民族的绅士……多种文化在此相互渗透，历数千年的争战、贸易、交流，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融合。